青年公益
众说良好的公益生态系统如何构建
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确保公开透明”为基本原则,设定慈善事业到2020年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的发展目标。
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慈善基金会行业净资产已超过1000亿元,当年公益支出超过300亿元。截止2015年11月25日,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60万家,其中慈善基金会数量已达4696家。公益行业的重要性在社会发展、国际交往中越来越凸显,推动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建设成为实现国家2020发展目标的重要一步。为此由基金会中心网主办的“合作共赢,构建良好的公益生态系统——暨基金会中心网五周年大会”于2015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
如何促进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的建设
一个良好的公益慈善生态系统不仅需要良好的宏观政策和法律环境,同样需要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做好自身的准确定位,并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工作水平。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成立了公益慈善研究院,提出“卓越公益,化成天下”,我们希望培养优秀公益人形成道德为先的理念,通过公益道德改变社会道德,公益组织做好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公益生态系统才能改变。
“我觉得古人讲得非常有道理,如果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先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这些特别适合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言行需要与其目标、伦理、道德、言行一致起来。我还是赞成公益组织是非营利性的,它们不应在市场中打拼,在市场中打拼的应该是企业。诚什么意?诚的是公益和利他。致知、格物也都是公益组织的事情。公益组织做好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公益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好。”王名强调。
对公益生态系统,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表示,“我的理解是公益组织相关方之间的角色和关系的定位问题,它不仅是一个生存状态,而且还有生存环境,要营造这个生存环境的氛围。”
比如说我们谈在国内有基金会,有其他的公益机构、NGO、非盈利组织,还有捐款人、自然人、企业,以及大量的志愿者。我们也需要第三方的支持机构,各种各样功能的支持机构都需要。我们最应该考虑的是受益群体的改变,不能忽略的是政府,除了许可和监管,另外我们还要有行业自律。当然也包括媒体、公众,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大的公益生态系统。
对于怎么做才能有利于公益生态系统,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劲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壹基金现在定的战略是平台战略,平台战略里面最重要的两点一是转化功能,即把公众捐赠的资金转化成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通过NGO来实现资源转化。二是服务功能,通过支持和服务NGO来使受益人得到更好的服务。公益组织成为战略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进步。
NGO要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跨界合作
公益生态系统是存在于包括政府、市场的一切社会生态关系之中的,其生态系统的再造并非公益部门的闭门造车。
谈及公益生态系统的建设,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名誉理事长徐永光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公益慈善部门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还必须学习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的跨界合作,进行社会创新,才能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徐永光表示,“互联网公益最伟大的贡献是,没有政府发文,无需出台法律,中国公益依照市场化的规则,自然回归民间,回归理性,走向公众用脚投票的正确轨道。原来通过体制赋予的公募基金会一统天下的特权正被消解。”
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中,中华儿慈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扶贫基金会的表现,又一次证明与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将成为公募基金会深耕基层社区、实现转型发展的不二法门。“99公益日”旨在创造一种新的互信机制,让公益生态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有效的连接。
公益行业平台和联盟的大量涌现,体现了公益界平等、合作、民主、自治、互律和追求发展的进取精神,这对于构建良好的公益生态环境和健康公益文化,意义不可小觑。
公益市场细分和专业服务有助于提升公益的专业水平,尤其是在整个行业整体能力不足、人才缺乏且社会组织数量快速增长的当下,这类专业服务机构作为公益生态链中的第三方支持力量,需要得到优先发展。他们在发展初期,也需要得到包括资金、资源、志愿者和文化环境在内的支持。公益筹款人联盟希望推动中国的独立筹款人制度,这需要公益行业挣脱道德绑架才有可能实现。
从中美慈善的共同点看公益生态系统
中美有很多共同点,中美公益慈善行业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涉及到一些新的领域,关于社会投资等等,中美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美国基金会中心副总裁Jeffrey Falkenstein指出,中美基金会中心的数据合作清楚的展示出中美慈善组织间的紧密联系,同时也为未来双方加深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基础。
“对于中国公益行业的建议是不要简单模仿欧美的经验,大家可以从欧美犯过的错误中反省、学习。正如徐永光理事长提到的中国的社会投资非常火爆,其实在美国硅谷的新型慈善家也非常关心社会投资,他们正在模仿中国的慈善家。” Jeffrey Falkenstein表示。对中美之间的相同点,Jeffrey Falkenstein说:当灾难发生在中美的时候,大量的社会反响是大家行动起来帮助社会灾害,尤其是企业基金会反应迅速,帮助灾后重建。联合国刚刚制定了新的未来的发展目标,里面包含不仅强调政府,同时也关心美国和中国的慈善如何参与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去。对构建良好的公益生态系统,Jeffrey Falkenstein表示,中国慈善行业对于人才的专业化提升非常看中,正如在中国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已经加入了慈善专业的教育,像美国的哈佛大学、杜克大学一样,这些教育帮助我们培养未来慈善届的领袖。这样可以更好地继承现代的公益慈善领袖,例如徐永光先生、何道峰先生。同样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有基金会中心网这样的公益组织不断推动行业自律和透明,推动行业的发展。
中国公益组织应走出国门,促进慈善行业生态系统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公益慈善组织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开展慈善项目,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在内的知名基金会已经正式在海外设立办事处。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益组织参与全球慈善。
就“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应该走出去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减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所以中国有很好的扶贫经验。很多国家不仅需要资金的资助,其实更需要正确的减贫的方式和方法,那么中国丰富的扶贫经验正是这些国家可以借鉴的。就中国公益组织走出去后发生的变化,邓国胜指出:一是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基金会开始向海外捐赠,且捐款数量急剧增长;二是以前中国的基金会的捐赠领域主要是集中在海外大的灾害,但现在开始在日常的教育项目、卫生项目等项目上有资助。三是中国的基金会的原来的捐赠地域主要是中南亚以及一些非洲国家,但近两年很多基金会开始资助美国哈佛大学以及欧洲、拉美等国家的学生。最后就是从“四无”开始变成“四有”。以前基金会在海外的援助没有常设机构、没有固定办公室、没有常设人员和项目,现在都发生了变化,以爱德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为代表,已经开始在海外设机构、常设人员在海外做项目,这些都是积极的变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陈红涛在现场分享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走向国际化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5—2009年,这个阶段是不出国门的国际化,那时候我们做国际项目主要是针对灾害的救援,外面有些国家遭灾以后基金会通过驻华大使馆实施对外救助;第二个阶段是2009—2013年,这个阶段我们正式成立国际部,开始采取出差式,国际部的员工能够走出国门针对灾害救援做一些工作;2013年开始我们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标志性阶段,我们有常设的机构、常驻的工作人员和常做的项目。现在我们在五个国家有落地项目,非洲有两个,埃塞和苏丹。在东南亚“一带一路”上有尼泊尔、柬埔寨和缅甸。
就中国基金会、社会组织走出去的建议,全球资助者协会(WINGS)秘书长Helena Monteiro表示:首先要明确国际上的规范,使自己在做公益项目时更专业和有效。其次是要有公信力。最后,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努力了解当地实际的民间情况,按照实际的情况来开展相应的工作和项目。当我们谈到了解本土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当地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人,然后根据这些人的背景信息选择更好的合作伙伴,和他们一起解决相应的问题,正确选择合作伙伴是计划走向国际的公益组织要解决的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国际嘉宾建议“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慈善组织也应该更多的走出国门,促进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社会和人民。在开展全球慈善项目时,透明度和合作伙伴的寻找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另外,中国的慈善组织应该不仅关注目的地国家社会具体需要的满足,同时要帮助建设当地的慈善行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这样才能确保当地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